非洲人对波诺: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打住吧！

My "Africans to Bono" piec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a friend of mine.  My inbox is already starting to curse me for writing it.  我想知道中国人对这个话题的看法。请你请你说一下你的意见。

            作者：Jennifer Brea   写于2007年7月3日，星期二

是让非洲想象它自己未来的时候了。

坦桑尼亚阿鲁沙——非洲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洲。在这里，八岁大的孩子背负着AK-47s冲锋枪屠杀整个整个的村庄，而他们古怪的独裁者把反对派的器官摆上筵席，相信那会滋壮他们的阳刚之气。采采蝇啃啮着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睑，它们运动着张大的腹部，似乎那是它们生来的权利；更不必说当你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又有六个非洲人死于疟疾，五个死于艾滋，十七个死于贫穷和饥饿的事实了。同时，这里野生动植物很美，而且这里的人们喜欢唱歌跳舞。

这就是非洲，它迫切地需要我们的帮助。幸运的是，已经有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开明巨星来救助它。

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本地人都对此心存感激。

上个月，在德国的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举行的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波诺会见，重申他们对非洲进行增援的承诺。由波诺自己编辑的《名利场》非洲特刊，带着二十个版的名人封面，一群嘎嘎叫的名流作家和明显缺少的非洲人，亮相于报摊。

同时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在技术、娱乐与设计(TED)会议上,一群这个洲的知识分子精英发出了一个不同的请求：别再让援助泛滥非洲。自从1984年以来，一群硅谷亿万富翁，少年奇才，前任总统，艺术天才，疯狂的科学家以及影星每年都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举行TED——一年一度的盛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乐天派的达沃斯（Davos）”。三周前，TED首次在非洲举行，把那些乐天派和一些更加耀眼的的名流聚集在一起。

艾莲妮·加布雷·马丁（Eleni Gabre-Madhin），一个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回到她的本土埃塞俄比亚开办了一个商品交易所，以预防未来的饥荒。丹尼尔·安妮罗杰（Daniel Annerose）在塞内加尔发明了一种软件，农民们可以用它通过短信服务追踪市场价格。阿利乌·康特（Alieu Conteh）在刚果建立了第一个蜂窝网络；弗洛伦斯·瑟里奇（Florence Seriki）建立了尼日利亚的第一个计算机制造公司。

接着是威廉·凯姆夸巴(William Kamkwamba), 最无可争议的魅力人物，一个来自马拉维乡下的十几岁的少年。他在十四岁那年，用塑料废品和一个旧自行车架做成了一个风车，风车可以发足够的电给他的家照明。

这些演讲人被选来支持一个很显而易见但不知何故在这个年代里却很激进的论题: 非洲不会被援助所救，只有非洲人民的独创力和决心才会拯救它。”

安德鲁·米温达（Andrew Mwenda）,一个直言不讳的乌干达记者，去年由于批判穆塞维尼总统而入狱，他鞭挞西方世界“好意的国际鸡尾酒会” 是掠夺非洲的将来。毕竟，有哪个国家因为援助而变富了呢？非洲需要的是投资。

幽暗的礼堂接近前排的地方，一个戴着桔色太阳镜的白人起身抗议。是波诺！名流之间的熙熙观众 （包括我自己），都伸长脖子求得一瞥。援助把爱尔兰从马铃薯饥荒中解救出来——波诺对大家宣告。

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 他的作品《释放非洲》主张非洲的问题应该由非洲人自己解决，此书非常受欢迎——他被从预定的出场顺序中挤了出来，波诺得以播放一段提前录好的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关于援助非洲重要性的问候录音。“试着告诉默克尔总理马歇尔计划是一堆废话。”接着班诺正式登台为他终生的嗜好做辩护: 打开富有政府的钱袋，捐赠给非洲盗贼统治的政府。非洲所需要的是它自己的马歇尔计划。

把战后的德国或者爱尔兰在大灾荒期间的情景与非洲进行比较有点象把战后的日本与伊拉克进行比较。援助可能会使一个被战争或者灾难摧毁的国家恢复常态，但是它真的能够把一个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未工业化状态的整个非洲推进到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吗？

在西方大众化的想像中，非洲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显得突出，这是由于杰弗里·沙杰士（Jeffrey Sachs）到波诺的雄心要“让贫穷成为历史”，当然还有安吉丽娜·朱莉以及麦当娜要领养非洲婴儿的承诺。

由他们传达希望似乎在否定非洲人在他们改变中作为介质的角色。我们能够挽救达尔福尔。我们可以把非洲人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我们甚至可以把非洲人从他们自己那里解救出来。我们可以解救非洲，只要我们足够努力。

诚然，从达尔伏尔（Darfur）的城镇到索韦托（Soweto）的贫民窟,这个洲每天有上千的人们死于那些不必要的死亡，但是非洲有九亿多的人口,灾难只是一个更大、更加复杂的故事中小小的一部分。

在撒哈拉南部非洲的47个国家中,只有五个——苏丹，乍得，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是冲突活跃地带。去年，非洲见证了它20年里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增长速度。16个非洲国家有良好的主权信贷等级，博茨瓦纳甚至高于日本，但是它还在努力吸引外资。

散居在外的人中，数以千计的接受了国外教育的律师、商人以及建筑师离开可以轻松赚钱的公司职位，带着技能和物力论返回家园做起生意, 那是在创造财富，不是减少贫穷。非洲不是一个需要救助的受害者：它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

肯尼亚经济学家詹姆斯·施凯提（James Shikwati）曾在2005 年西方八国集团峰会之前很好地提出让那些富裕的国家“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打住”给非洲援助，认为穷困也是一种机会。

我们可以通过发放免费的蚊帐和疟疾做斗争，当你从常常无法通行、满是泥土的路上将它们卸下来的时候，每个蚊帐的成本可能要达到10美元~60美元；或者，如席克瓦第（Shikwati）建议的那样，我们训练当地人如何经营为房屋喷杀虫剂，可以让蚊子消失六个月，每个家庭只需要2美元。

我们可以花费好几十亿美元进口药物，或者，你也可以投资当地农场种植青蒿素类药物——一种抗疟疾效力很强的中草药以及对其进行加工的工厂。

我们可以持续这个永无止境的贫穷与依赖的圈子，也可以去创造工作机会、发展本土能力，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将来。

援助不仅仅排斥当地企业家精神，它还使政府懒惰，剥夺了这些国家建立起高效的组织机构的动机。来自税收的公共收入使得政府直接对他们的公民负责。意外之财培育了“白象”和臃肿的官僚机构，创建新的政府职位比执行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容易得多，尤其是他人买单。

一个很坏的结果就是许多非洲最杰出最聪明的人在他们本该成为科学家或者企业家的时候成了官僚主义者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工人。正由于此有些人奇怪：为什么不拿援助的钱对当地进行投资呢？

“如果你使非洲人变富，他们就不会那么贫穷。” 伊德里斯· 穆罕默德（Idriss Mohammed）,说，一个想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募集一个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金融家。“忘掉‘让贫穷成为历史’，我想让非洲变得富有。”

大胆创新，不迷信，还可能有些愚勇——但是恰好就是那种哲学体系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仅仅几十年内脱离贫穷，成为一个吸引国外投资的磁体。

尽管如此，如果说援助对非洲来说无关紧要，显然也是很愚蠢的。

当援助建设起基建设施——公路、铁路、发电站和电网，农民不需要象以前那样花费很多，就能把农作物运到市场；药物能在变坏前及时运到需要它的地方；劳动力流动到有工作的地方。安哥拉百分之九十的公路是未铺的，尼日利亚有百分之七十。它可能不象电视摄像头前大腹便便的孩子那么性感，那么容易上镜头，但是那是真正的罪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非洲的诱惑一直这么完美。当美国人纠缠着他们的领导去拯救达尔福尔——进行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前途渺茫的全面军事干涉，中国人正忙着建设公路和水力发电所。中国认为非洲是一个巨大经济机会，他们把非洲当作一个商业上的伙伴，中国人看待非洲人就象许多非洲人看待他们自己一样。

在波诺热情洋溢地捍卫援助之后，群众中一个非洲人问他：“你哪里把非洲人当作一个思想者、一个财富的创造者了呢？”

名人很容易被攻击。TED上许多人攻击波诺 (讽刺为“在印度举行会议的第一催化剂”)，一小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做的，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 他为提升非洲形象，提高我们对债务免除,不平等贸易，疟疾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意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人做的贡献都多。他代表着一种我们玩了大概５０年的游戏，这种游戏的唯一赢家是腐败的政府和国际开发业.

很明显受到这个问题的中伤，很困惑为什么会有人误解他的好意，波诺，就象谚语里那个拥有黑人朋友的白人，开始证明他是多么谦卑地和那个黑人在一起。

非洲人是“地球上最有帝王气质的人”，他们生来就有音乐细胞——他告诉整个房间里的人——他们大多数是医生，工程师和商人。接着他开始唱一首传统的爱尔兰挽歌来告诉大家凯尔特音乐如何有科普特的根，而科普特人归根结底是非洲人。我不是唯一一个在后排咯咯直笑的人。

波诺,在他尴尬地捍卫自己的“非洲信条” 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倾听的根本失败。

援助可以减轻直接的不幸，因此我们爱它。施舍是人类对于那些打动我们心弦的形象所作出的衷心的反应。但是一切迹象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令人发狂的结论：从长远看来，援助不仅对经济的增长没有积极作用，甚至会破坏经济增长。

非洲人开发和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要看它是否能像任何其他经济上成功的国家一样吸引外资以及在世界市场上交易货物。

但是投资者是神经过敏的。想想我们认为我们所了解的非洲，谁又能谴责他们？

我们把非洲弄得很有魅力,在广告牌上厚厚地粘贴上葛妮丝·派特洛(Gwenyth Paltrow)的放荡形象宣布着“我是一个非洲人” ；我们把好几十亿美元抛向非洲，希望它能得到拯救；我们买《名利场》去读“麦当娜的马拉维”和“杰弗里·沙杰士（Jeffrey Sachs）的两千万梦想。”

把非洲打上野蛮、无可救药或者富有魅力和别致的烙印可能会让杂志畅销,会让我们间或为其解囊,但是这两种神话都既不真实也没有用处。

有这样一个激进的想法: 如果我们真正想帮助他们，为什么不去问问非洲人民，而不是他们的政府：他们怎样认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对未来怀有的梦想，以及他们认为他们需要什么资源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相反，我们让一个好心的爱尔兰摇滚巨星，一个美籍犹太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好莱坞大军成为非洲的声音和面孔。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非洲，那个动态的、有创造性的，想成为合作伙伴和它自己未来领导者的非洲的故事，被反贫穷上层人士的呐喊以及我们自己对关于战争、贫穷和不幸那些引人注目的猥亵标题的偏爱所淹没。